海南的贬官文化与书院文化

栏目:文化 ┊ 发布时间:2018-10-20 ┊ 人气:

 摘要:自古以来海南就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较为原始的地方习俗,被中原人称为“化外之地”。随着大陆移民的陆续迁入,海南旧文化与新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独具海南特色的区域文化。其中,本文主要就阐述海南贬官文化和书院文化的形成原因,具体影响,个人对这两种区域文化的拙见。希望本文能够加深读者对海南贬官文化和书院文化的了解,同时引起读者对这两种文化为什么能够扎根海南的内心思索。

关键词:地理位置;移民;区域文化

海南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被视为地处边陲,孤悬海外,交通不便的荒岛,尤其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都城往往在黄河流域,海南对于他们来说实乃“天之涯,海之角”。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海南独特的区域文化。中国古代一直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也就是说对于犯错或者与帝王意见不统一的官员,皇帝往往不会用刑法去惩处,一般是加以贬谪至边远的地区,对于被流放的官员来说一下子流落至“巴山楚水凄凉地”此时的心境愤懑难支然而更致命的是被皇帝主动“遗弃”意味着政治生命已经终结,自己再无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旅途的劳苦和心力憔悴的双重打击下这些本身就体弱多病的读书人往往还未至罢黜地就郁郁而终。从隋代第一位官员杨仑开始,唐宋时期愈演愈烈的党争陆陆续续为海南“输送”被贬官员,一直到清末为止一直有200多位官员踏上海南这片土地,其中有唐朝中后期的宰相李德裕和宋代抗金名臣李纲,李光,胡铨,赵鼎,也不乏皇室贵胄如年纪轻轻就因宫廷政变内斗被放逐至海南的元文宗图贴睦尔。

1815年从地中海小岛回到法国本土的拿破仑。波拿巴利用法国人民的支持赶走国王,再次做上了法兰西帝国的皇帝可惜时运不济,滑铁卢会战再次战败拿破仑只得再次退位。现在摆在反法同盟面前如何处理拿破仑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将拿破仑处死可能会掀起法国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但又将他囚禁他可能会再次逃回国内建立起他的帝国,最终滑铁卢的胜利者们想出了一个绝佳的办法---将拿破仑流放至距欧洲大陆几千公里的大西洋小岛---圣赫勒拿,并派遣士兵看管以防他溜回本土。最终拿破仑在大西洋小岛安静的度过了他的余生。拿破仑被放逐的经历告诉我们,欧洲人和中国人都善于将政敌流放至海岛的方式来打击他,消磨其政治势力。海南“接收官员”最繁忙的时期在宋代,赵宋王朝在开国之初就确立了优待文人的祖训,终宋朝上下300多年也就只有一位金人拥立的张邦昌被杀,大多数官员还是以贬谪,流放的方式结束政治生命。不擅杀文人反映了两个问题:首先是统治阶层认识到文武官员是有区别的,对待文官不一定需要像对待倨傲的武官非得使用极刑,稍加贬黜对文官来说已造成巨大的影响,其次对于封建中央王朝来说文官是重要的统治资源。贬谪的有一重目的也可以称为“雪藏”,统治者可能目前用不着但并不代表以后也用不着此官员,先让他到外省历练历练过后再回京任职。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对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宗族培养一个举人乃至一个进士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投入大量资源,君主如若随意就将官员杀掉岂不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并且杀一人又与一姓宗族产生矛盾对于皇帝来说得不偿失。除此之外将海南作为贬谪官员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海南岛往往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疆域版图最远处,从富庶的中原地区迁至海南以古代落后的交通工具往往需要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因此海南以其主观的“地理优势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贬谪地,并同时形成了独特的贬官文化。

(一)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李德裕

李德裕(787--850)唐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字文饶,幼有壮志,苦心力学,犹精《汉书》,《左氏春秋》。历任翰林学士,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左仆射,并在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和唐武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两度为相。李德裕长期与李宗闵及牛僧孺为首的朋党斗争,后人称为“牛李党争”。李德裕因威名震主初贬荆南,次贬潮州;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再贬崖州(治所在今海南省琼山区大林乡附近)最终卒于治所。在如今的海南李氏宗庙林立,纷纷将李德裕作为祖先来供奉。先不论被贬至海南的李丞相已是花甲老人,是否能够生育。一部分海南人将唐朝名相李德裕作为祖先的举动说明原本的蛮荒之地已开始初具人文气息。尽管李德裕在海南只待了草草一年就郁郁而终但他被贬至海南这一事件却掀起了海南社会的重学风气。

就李德裕被贬地另一种说法是根据海南地方志记载,颠沛流离而来的李德裕举家落居在岛南的振州“毕兰村”度过了最后岁月。“毕兰村”是三亚古村落。自唐宋及明一直有着李德裕贬居毕兰村的流传。李德裕是携带家眷百余人一同迁居毕兰村。一年之后也就是大中三年李德裕愤懑而死。大中六年(公元825年)三月朝廷诏许归葬。其子亲自到海南将他的灵柩护送至洛阳。相传李丞相去世后仍有许多族属留居毕兰村,随着时间推移李氏族人逐渐融入当地或迁移到其他地方。海南人民对李德裕尊崇备至,并恭敬地将其奉入“五公祠”作为五公之首。

(二)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唐宋八大家之一。汉族,眉州眉山人(今四川眉山)祖籍滦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至黄州,晚年再次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苏轼在文学事业春风得意,却在仕途多舛。当他初过弱冠出仕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因其独立的见解和人格,并不完全赞同王安石的观点,于是与保守官员一道反对苍促的变法。因此不被掌握国家大权的变法派官员赏识,被贬到黄州做官。数年后因变法派失势,司马光执政。按道理讲苏轼应该可以在政坛大有作为了,可他独立见解与人格依然故我,又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的行为,于是他又得不到保守派官员的赏识,不曾飞黄腾达。又过了几年司马光一派失势苏轼却又被认为是司马光派,再次被贬官。因司马光被贬时宋哲宗的年号是“元佑”,于是这一时期被贬的官员称为“元佑党人”,被打入另册,苏轼自然一贬再贬,直到被贬至天涯海角的海南岛。

到达海南的“东坡居士”已是62岁的花甲老人,两位夫人已先后离开人世,红颜知己王朝云也已在惠州去世。开始时苏东坡在官府租了房子作为暂居住所,可不久之后政敌就将其逐出官舍。苏轼用“居无室,食无肉,病无药”来形容自己的困境。面对此种绝境,他并没有绝望而是将海南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来对待,于是乎他写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如此旷达乐观的心态,使受尽磨难的东坡居士在海南这片文化的荒地里开垦自己的田园。

为尽快融入海南陌生的生活环境苏轼四处结交朋友,传播中原文化,兴建学堂。其中将自己的教学点命名为“载酒堂”就是取“载酒问字”的典故。时人有诗赞曰:“谪居儋耳有三秋,轶事繁多史籍留。劝导庶民兴学馆,写成经义教名流。”姜唐佐就是苏轼培养的海南第一位进士,从此开启了海南人“入朝为官的时代”。

苏轼倡导民族平等。在海南的黎族人以种地,打猎为生,一直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重未停止对黎族人民的剥削掠夺。早在汉代中原王朝将海南纳入版图之后,黎民就反抗压迫杀死太守,继而汉朝又派兵镇压。苏轼在踏上海南这片土地,耳闻目睹黎族人民遭受欺凌的现实,提出了,民族平等的主张。如他在诗中写道“咨尔黎汉,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忿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同时苏轼也与黎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足以见得黎族人民对他的喜爱及敬仰之情。

在海南有两处纪念苏东坡的名胜古迹,一是五公祠,另一处位于儋州大城中和镇的东坡书院,院里面就有当年苏东坡与黎族人民讲学的载酒堂。苏东坡被贬的三年,儋州乃至海南这块“蛮夷之地”开始“书声朗朗,弦声四起”。不久,海南人读书风气蔚然成风。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欣赏苏东坡在海南留下的作品了解到他对这块异乡土地的喜爱。

海南万里真吾乡

九疑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

孤城吹角烟树里,落月未落江苍茫。

幽人扶枕坐叹息,我行忽至舜所藏。

江边父老能说字,白发红颊如君长。

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

他年谁作地舆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前面我们提到随着官员陆续被贬至海南,文化教育事业也日趋隆盛。尤其是北宋时期苏东坡在儋州设堂讲学在海南社会上兴起了一股重学风气。实际上从数量上说宋代时期海南书院可考究的寥寥无几,海南历史上书院文化真正昌盛的时期应该是明清,这一时期比较大的书院有43所。从分布范围来说主要分布在沿海平原地区的市县一带,尤其以北部地区最为密集。我们从海南书院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可以想见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书院教育与其他各类学校一道构成了古代海南的教育系统,并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成为推动古代海南文化教育的巨大力量。

海南自古以来人口稀少,比较大的市镇分布尤为零落,这些条件共同影响下导致海南书院类型主要以小型乡村书院为主,大量乡村书院遍布海南各地广泛促进了平民教育的发展。书院教育是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与科举制度一道服务于封建统治,因此书院教育所授受的内容还是以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为主。深入海南社会最偏远地区的乡村书院一方面有祭祀作用,用以拜祭“万世师表”的孔子和历朝历代的先贤名士,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招收学生,授课讲学。同时,向来自海南各地的学生讲学也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其次书院注重平民教育的思想必然带来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普及。由于书院教育的兴盛,于是出现了一批热衷于地方教育的教育家,他们从士人阶层中游离出来,反对把学校变成“声利之场”以传播文化知识为自己的抱负,形成了平民教育阶层。如琼山进士林震批评官学教育,说:“士立黉序中,大都糟粕芜词,沉酣制科,甚且惙于浮屠,幻梦元牝,语以希诡遇一得志而贪號声利,无所谓所长,谓士何?”他称赞王弘诲创办尚布书院,“可使教成于下而谓非禀于上不可以”1。相对于内地历史更为悠久的书院文化,海南较为短暂的书院教育系统成为历代儒学大家乐于讲学的场所,因为在他们看来将孔老夫子的思想传播于化外之处不可不谓是人生抱负的实现。海南书院文化最早起源于被贬黜官员的设堂讲学,但使其真正繁盛起来的却是地方宗族。这里讲到的海南地方宗族主要是指早期从大陆迁移而来,并在海南主要是北部沿海地区定居的汉族群众。最早的尤其是内地爆发战乱或者发生比较大的自然灾害时候大量农民流离失所,一部分汉族群众被迫渡海,远离故乡扎根于海南。早期移民来到海南主要是解决生存问题,不会重视只有满足温饱之后才有“闲心”的文化教育。随着宗族势力的壮大,宗族对于文化教育开始重视起来并希翼有族人科举中第,光耀门楣。于是,在宗族力量的支持下书院开始在海南“遍地开花”般生长。海瑞的家世出身就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基本状况,海瑞先祖原籍福建,南宋时从福建迁移到了广州。在明朝开国之初,其中一位叫海逊子的祖先曾任广州卫指挥。海逊子的儿子海答儿于1383年(洪武十六年)从军来到海南岛,就在琼山县落了户籍。在海瑞的先祖之中历代都有做官的族人,对于地方宗族来说有一个做官的族人意味着自身宗族在本地区的话语权更大,即便是官员主持某项关乎地方设施的工程的时候也会来征求望族的意见。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个转变,早期海氏先祖从武官居多,武官的做官成本相对较低,意味着海氏家族不能长期通过有做武官的族人来支撑起宗族的声望。这时他们认识到唯有劝诫族人从文向学考取功名来使海氏家族光宗耀祖,于是乎宗族教育推动了海南书院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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